提問一：

在「賢妻良母」、「三從四德」與「溫良恭儉讓」等傳統性別價值仍具影響力的社會中，這些文化規訓是否成為當代厭女語言得以獲得共鳴與正當化的基礎？面對傳統性別文化所形塑的厭女話語邏輯，性別教育應從何處著手進行批判與重建？

提問二：

若社會工作的專業本身就是一種知識與權力的實踐，社會工作者是否可能在介入服務或者公共討論時，不自覺地以專業之名，陷入壓迫的處境，反而限制他者的語言表述？該如何拿捏其中平衡？